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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她停下了歌声，只指尖在琵琶上轻轻抚弄，直到他回过神：“怎么不唱了？”“唱到‘夜深忽梦少年事’，突然在想，阮先生是不是也会偶尔午夜梦回，想起从前的事呢？”她轻笑，指尖还抚着弦，让微弱得几近于无的调子，作为这个夜的背景。阮东廷却反问她：“你呢？会不会也有‘夜深忽梦少年事’的时候？”“当然。”她垂头，静静地沉吟了一秒，才又轻笑着抬起头来，“阮先生想听么？”他不出声，只一双黑得剔亮的眼深深沉沉地望着她。她的思绪慢悠悠地，回到了那么早之前：“小时候家里很困难，爸爸出去捕鱼，捕到大只的拿去卖，小只的便带回家，一只鱼想让家里吃一星期。”“那时，他喜欢把鱼挂在屋梁上。旧时闽南古厝的屋梁并不高，哥哥总是跳一跳，便能够得着。所以他总是偷偷去吃那条鱼，一天天下来，鱼的份量少了，被奶奶发现了，他为了不挨打，总赖到我头上。小时候我不擅言辞，也不懂得争辩，奶奶又重男轻女，所以总是衣架子一提，就往我身上招呼。”她唇角含笑，他却浓眉微皱起，仿佛在这样的陈述中，看到了当年被衣架挥得那么痛，哭得那么惨，却只是闭口不语的小小恩静。而长大后的恩静说：“那时总是哭得特别惨，觉得特别委屈。为什么呢？其实打得也并不很疼的，可为什么会那么难过？大抵是因为，这世上处处有偏爱，而我啊，总不是被命运眷顾的那一个吧。”所以小时候替哥哥挨打，长大后替何秋霜嫁到阮家，那么那么久了，依旧在这场混沌的三角关系里纠缠不清，找不到出口。一只手不知在何时伸了过来，抚上她冰凉的纤手。“大概是因为贫穷，也大概是因为失望吧，所以十四岁那年我便缀学，跟着爸爸离开了家。”“我们到厦门，爸爸捕鱼，我到游轮上去给人唱南音，每隔一周便回一次泉州，将赚来的钱和打来的鱼送到家里。那一年，”她不甚明显地顿了一下，大眼悄悄瞥向自己的丈夫：“我十四岁。”只是，她的丈夫却没有过多的意外，只是掐指一算：“十四岁，是1979年？”“嗯。”“那一年，秋霜与阿陈结婚。”你看，在他有限的回忆里，关于那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份，生命中最极致的幻灭不过是爱人他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