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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向，被这个同事看到,很快跟陈易澜打了报告,说韩纵已经知道您转去市检院,而且心急火燎的,说晚上要去宅邸堵你。

韩纵一下班就驱车去东郊的陈宅,陈易澜慢条斯理，不徐不疾地开向市中心。

他在宅邸附近等了三小时，七点到十点,晚饭都没吃，却还是没能把她堵到。

陈易澜却刚好就着这个空，回到市中心住处，将衣物和贵重物品全部打包带走。

韩纵的策略就是守株待兔，想着她终究要回来至少一趟，毕竟衣服什么的都在这里，要拿走就必须碰到自己。结果那天等他回家一看，屋里的东西该清的基本上都清完，衣柜更是被洗劫一空。

他意识到自己竟被摆一道，当下恨不得将陈易澜揪出来狠狠操一顿，按他那性子，应该当场杀回陈宅直逼她卧室，但路程委实太远，从市中心到东郊足足两个半小时，这赶过去火气大抵也散尽。

他颓然地往床上一坐，只能点根烟来疏散郁闷。

第二天第三天他晚上也去东郊，但陈易澜直接不在家，倒不是故意这样做，而是她负责扫黄的重案，晚上蹲点很正常。

市检跟高检隔得远，不可能大白天不务正业跑去看她，事实上，他后来忙得一次机会都没有。

这么一错开，俩人可就是大半个月都没见着面。

十月下旬的某个周一，陈易澜迎来人生第一个转折点，即毫无悬念地通过考试，正式编入市检院。她正式脱掉律师工装，换上庄严肃穆的检察官制服。

集合宣誓那天，庄严的大会堂足足容纳三百人，但其中的女性却不到十个，她个子比较高，高跟一穿就直逼一七五，又是干练短发，帽子一压就顺利模糊性别，乍一看都觉得是矮点的男生，但凑近细看“他”面孔又过分清丽，主席给“他”授予铭牌和徽章时，还略微诧异了下。

用嘹亮的嗓音跟大家一起宣誓，她却忍不住鼻头发酸，等了太久才走到这一步，以至于实现时有种恍然如梦的滋味，她眼眶发热，但嘴角却带着清晰的笑。

她拿到代表公平正义的红徽章比韩纵迟了整整四年，也比一般男人迟了两年。但最后终究得到，那些吃过的苦，忍受的每个误解，此刻全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