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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胜喜。因为比起贵州来，陕西离徐之铭远了，离皇帝近了。偏偏就在此时，一个家人前来报讯，说夫人等家眷的行李在滇贵边界被人抢了。邓尔恒心知肚明，敢抢他行李的，非何有保莫属。但碍于徐之铭的面子，他又不好发作，只好暂且忍了下来。

虽说如此，毕竟是封疆大吏，多年积蓄的金银珠宝财物被抢,损失必定惨重不说，堂堂一巡抚，竟不能自保,颜面何在？势可忍,熟不可忍。邓尔恒因心中怨恨，在徐之铭的送别宴会上，酒便喝得不大痛快。几杯老酒下肚,便口出真言，竟然当着徐之铭的面，说将来皇上召见时，他要向皇上反映被抢财物之事。这话于邓尔恒来说，不过是解解心头闷气。但对徐之铭来说，可谓吃惊不小，心怀忐忑。因为徐之铭知道邓尔恒有些根底来头:

邓尔恒，总督邓廷桢（禁烟名臣）之子。道光十三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出为湖南辰州府知府。父忧，服阕，补云南曲靖府。平寻甸叛回马二花，弥勒土匪吴美、朱顺，招抚昆阳回匪，甚有声绩，擢盐法道，累迁按察使、布政使。因其在云南曲靖发现晋碑而名震四海。在云南参政多年，从道台做到藩台(布政史)，一步步走上来，最了解他徐之铭的底细。再加上早有传言,邓尔恒手上有一本账册,上面记着徐之铭及手下这些年买官卖官,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种种恶行,徐之铭不能不担心和害怕:如果他邓尔恒真的向皇帝告自己的状，那可不仅仅是丢了二品的顶带，闹不好更有掉脑袋的危险。徐之铭心里这么想，便动了杀机。

果然，咸丰十一年早春，邓尔恒离滇上任，夜宿曲靖知府衙门偏院，竟被人所杀。杀他的人是何有保派去的“红蝙蝠”组织的杀手，为首的叫史荣和戴玉堂。他们不但杀了邓尔恒，而且抢走了邓尔恒的财物，伪造成山贼图财害命。

“杀邓尔恒那夜,史荣和戴玉堂向我口授何有保密令:命我率知府众衙役围住府衙外围,名曰警戒,实则不让无关人员进出,待他二人及手下得手离开后,我等再沿街大喊抓贼,掩人耳目。戴玉堂和史荣是巡抚衙门何有宝副将手下:戴玉堂和史荣二人分别任左右抚标营中军参将，三人官价均在我之上,我敢不从命？此乃实情,望大人明鉴!”唐简此言不虚，副将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