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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了半包烟。

载着他们笑声的公交车回来了，笑声进了大使馆的铁门，消失在里面。

我给维尔马打电话。她很吃惊，但还是请我去吃晚饭，同时命令我不许穿党卫军军服。我想应该拒绝，听得出维尔马并不十分欢迎我，我们每次见面都很尴尬，但我还是答应了，不然今天剩下的时间可怎么熬啊。

我离开咖啡馆，去最好的百货公司买了盒瑞士莲巧克力，一架机身为黄灰色相间、有黑十字标记的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模型。

这两天柏林秋雨潇潇，维尔马住的地方属于工人居住区，道路泥泞。下了出租车，我凭着记忆找了找，鞋上就沾满了泥。

站在维尔马打开的房门前，我踯躅着迈不进去。缝隙很大的老旧木地板上铺着褪了色的棉质地毯，有的地方已经磨破，但还是很干净的。

维尔马利索地踢出一双褐色猪皮拖鞋，同时叫道：“托马斯，去把这鞋刷一刷。”

这是这家里唯一的一双皮质拖鞋，穿的人只有我，大概还有约瑟夫，不会再有第三个人了。

托马斯是维尔马的儿子，快十岁了，颧骨突出，身形瘦削，个儿倒是不矮，已经到我下巴了。面颊上有两块明显的红晕，那红晕是营养跟不上发育的标志。

托马斯一下就盯上了我手里的飞机模型，不论他母亲怎么叫喊，他是再也挪不开眼珠了。

我把飞机模型递给托马斯。“给你，托马斯，去玩吧”

托马斯一把抱过飞机模型，嘴合不上，一个劲地傻笑，面颊上的红晕更大了。

维尔马脸上却没什么笑容。“马蒂，你可真是个少爷，钱多得没处花，买这些没用的东西。”

对于维尔马的刻薄，我只当没听见，换了鞋，将脏皮鞋留在门外，进门，把没人接的巧克力放到餐桌上，自己拉开餐桌边的木椅坐下。

十四年了，我与维尔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每次见面的氛围也没有多大改善。她依旧为当年的事耿耿于怀，哪怕是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每次我来，维尔马都会尽心尽力地招待，然而却不热情，脸上鲜有笑容，说话夹棒带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