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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在说谎，见过太多次了……关键这没证据，也不好给家长说什么……不能因为人家穷就冤枉他偷东西……”

语音播完，陈烨凯解释道：“办案的民警碰到过的人很多，从眼神里就可以看出来，只是那小孩儿太精了，怎么想办法问，都抓不到漏洞。”说着又朝傅立群道：“他去给小孩子当家教，那小孩把她爸的手表放在余皓包里，冤枉了他。”

“太过了吧。”傅立群从两人的对话里知道了个大概，说，“为什么这么做？”

陈烨凯摊手，说：“现在得想办法找到证据。”

余皓说：“不会有证据的，除非她自己承认。”

陈烨凯想了想，答道：“不一定。”

余皓说：“初中那次也是这样。”

陈烨凯十分意外，他还没看过余皓的档案，辅导员薛隆也并未告诉他个中缘由。

“可以说说么？”

余皓想了想，说：“其实那人，还是我挺好一哥们儿。”

初二下学期，班上转学来了个挺有钱的男生，外号花轮，老爸在山西做煤生意，钱多得快要拿来点烟。常常呼朋引伴带朋友出去玩，每次玩都是他付账，周六日出去一趟，中华都论条买，未成年就有车开，和市局关系好，也没被查。

花轮包养了不少所谓“有用”的人，正如语文课本上的“孟尝君三千食客”，大伙儿或帮他抄作业，或考试帮他作弊，或帮他当“马仔”带课本，打扫课桌，替值日等等……大家都实现了自我价值，分工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余皓从幼儿园开始就感受到了鲜明的阶级差距，到初中时既自卑又敏感，自然不愿加入那男生的团体，成为食客的一员。但他有个关系很好的哥们儿，工薪家庭，从花轮处学到了许多，终日与他混在一起，三不五时找花轮借钱，动辄两三百，多的话一次能有上千。

后来，那煤老板的煤矿摊上点事，自省之余将儿子耳提面命地训了一顿，克扣掉大半零花，从此花轮风光不再，包养的食客也就此作鸟兽散。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余皓那哥们儿发现提款机关了，一时难免心里有落差。

于是他上完体育课，把花轮的钱包给拿走了，翻了翻，把里头几张现金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