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嚼黑麦煎饼，一边翻阅一本关于波斯历史的大部头。

咖啡还剩一半的时候，雨停了。一丝晦暗的阳光从云层的裂缝里漏下来，翻涌着的海水从铁青褪成一种易于接近的淡藻绿色。两人返回会客室取了外套，从侧门离开，穿过积水的门廊，踏上被大雨和海浪洗刷过的石滩。风迎面扑来，潮湿，冷冽，染着盐和淤泥的气味，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海草，散发出浓烈的腥味。他们向西南方向走去，因为普鲁登斯记得那边有座灯塔。

“我在康妮家里住到战争结束。”围巾被吹开了，普鲁登斯抓住末端，重新系好，塞进外套里，“那是一个充满婴儿哭声、马铃薯汤和碎布料的世界，他们总共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十一岁，最小的只有六个月，我和表兄利亚姆分享一个卧室。康妮姑妈最大的兴趣除了琢磨怎样利用有限的配给食材喂饱五个孩子，就是用各种布片给我们拼凑出衬衫和毛巾。她的丈夫，我的帕克姑父，在造船厂工作，修理驱逐舰——这工作当时是保密的，我们还以为他是个普通木工，只是碰巧在码头上班而已。三年之后的春末，许多战舰在港口聚集，每隔几小时就有‘喷火’战斗机轰隆作响地飞过。穿着制服的海军军官一户接一户地敲门，告诫我们留意陌生人，不准随意谈论船只和飞机的动向。不过我们唯一见到的陌生人就是海军基地里的美国兵，非常吵闹，还喜欢莫名其妙地大笑，但我还是喜欢他们，因为他们会给我们这些小孩巧克力曲奇和糖果——巧克力！里弗斯先生，我们至少有四年没尝过这玩意了。夏天过后我们才意识到，集结在那里的船和飞机全都是参与诺曼底登陆的。”

前面出现了一个退潮形成的水坑，六七米长，深及小腿，一只指甲盖那么大的小蟹在他们走近的时候飞快地逃跑，窜到一块卵石下面，消失不见。老人和记者慢吞吞地绕过水坑，石子在鞋底喀嚓作响。灯塔尚未出现在视野之内。

“1946年秋天，父亲回来了。坦白地说我们都非常惊讶，因为所有人都默认他战死在欧洲了。我已经有七年没见过他了，连一封信也没有。我觉得很尴尬，他多半也是，只是掩饰得比我好。他想念的是一个把他奉为英雄的八岁男孩，结果回来时见到的却是一个阴郁的青少年。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把我送到寄宿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