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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之后他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兴义巷这片以前是租界，都是二层小洋楼，后来政府收用，靠近市中心的几幢成了办公楼，还有一些由国有银行租了，其余的都空着，稍微往里面走点一年到头都没人去，过道上还堆着原住户的些许杂物。成为凶器的衣架要是放在沈阳道上，比大多数地摊货年头都久。

他又讲了一次案发经过，认真配合曾经同事们的一次次发问，核对后在笔录上签了字。

回去时姜准和他一辆警车，空着副驾不坐，坐到他旁边，用一副介于关心“昔日差一点就成为情人的老友”和“法院还没定罪的嫌犯”之间的语气问：“没不舒服吧？”

“没有。”聂诚说。他觉得经过这次折腾，对凶案第一现场的忍受程度在恢复。

姜准点了点头，心里算盘打得啪啪响。他当初硬要拘留聂诚目的其实有三，其中两个已经达成，一是这案子摆明了有问题，他担心是有人刻意报复，郭英的事能发生一次就有第二次；二是他觉以为聂诚充当的角色会是目击证人，他需要他的信息。至于第三个，他还在努力。

7月20日周一，姜准顶门去检察院移交贾宏达案——因为证据表明贾宏达和何乐全两起凶案的涉案嫌疑人并不是共犯可以分作两个案件处理，他就先把证据较为充足、嫌犯在案的这桩移交了，他在案卷里强调了贾宏达是在逃通缉犯、聂诚在职特警的身份、他的一大串立功荣誉以及他的领导江天涛对他处事冷静的评价。该做的都做了，他只希望检察院能早点给出结果。

结果一个礼拜后，检察院以“犯罪嫌疑人提到的手机尚未找到，仅凭通话记录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为由，打回来要求他们补充侦查。

这个理由他们是服的，虽然事情的主体经过比较清楚，但是不能否定细枝末节的重要性。

科里开会分析手机可能被第二个嫌犯捡走了，嫌犯之所以利用第二个犯罪现场，很可能是为了放□□，拖延侦查进度。从嫌犯角度考虑，如果手机突然响了，很有可能引来路人，继而事倍功半缩短了他逃跑时间。不太可能是路人见财起意，因为地上没有留下脚印，路人是想不到这些的，但是发现贾宏达头和身躯的地方又没有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