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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在不愿相信的情绪里，到处打听有没有什么减刑或者上诉的办法。

左托关系右求人的，时间过了大半年，结果只是四处碰壁，直到有一天孙韶想起当年以易煜名义捐款的事情，立即打电话问崔棋这对大哥的减刑有没有什么用。

崔棋愣了好久，才在电话里吼，“有这事儿怎么不早说？现在说有什么用，判决都下来了。这么点理由，本来就没什么大用，判决前还能做感情牌打一打，让法官量刑，但现在，除非易煜在狱中有什么过人表现，或者国家出台什么政策法令，再次对狱中烦人量刑时拿出来用。”

电话挂掉之初，孙韶几乎悔得肠子都青了，但是忽而脑中灵光一闪，想起好像再过不到一年，国家会基于国外对国内一直以来的各种人权抨击，会有相关监狱人性化管理的一些政策出台。

到时候表现好的，或者有过什么立功举止，但是不达立功评定的犯人会由此得到一些减刑机会。

但对这些孙韶实在了解得不透彻，之所以现在对这些还有记忆，主要是因为他那时候作为一个三四线的小歌手曾经出席过地方警政系统举办的一次晚会。

晚会主题好像就是地方落实这些政策，因为表现良好，受到表彰，所以才开了一场类似庆功会的晚会，但是不好弄得太风风火火，就请得他们这些三四线的小歌手和艺人，再加上系统内的大妈大婶们自编自导的一些节目，军民同乐了一回儿。

如果能抓住这次机会，指不定易煜还有减刑的机会。

想到就做是孙韶一向的行动准则，但由于这件事情他了解得并不十分透彻，所以孙韶只能先偷偷摸摸自己打听着。

于是孙韶开始频繁地运作，除了十分关注这方面的各种信息，时不时还披着马甲邀请大批水军去各大网站刷一刷国内人权和人性化监狱管理一类的待遇一类的问题。

同时，也开始暗示崔棋这方面消息，因为孙韶知道，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崔棋能事先做点准备，绝对比他这个门外汉做一百件事还要靠谱。

转瞬一年过去，孙韶和易辉动用了自己能动用的所有关系，减刑什么的，也有了点眉目，有多方人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