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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看每一个人的笑容都有了深意，听每一个人的话都觉得另有潜台词——都准备着敲诈他，准备着举报他，都想踩着他的尸体去风风光光升官发财。他随身带枪带弹匣，再没有坐过不防弹的汽车，也再没有独自出过门。

可他夜里做梦，却常常梦到邓月明。那蒲柏路的弄堂里，无线电唱着李香兰，石库门一座并着一座，京剧脸谱一般的门面，横向拉着许多的晾衣绳与电线，像是一个人已经老了，眼尾布着秋意。他站在石库门下，仰头叫着邓月明。

邓月明探出身来，穿一件赭色的老气长衫，逆着天光，却镀了一层明亮的，柔软的金。

“嗳，沈先生。”他笑着回答他，他也笑着应着。

梦醒时分，他面上都是泪，窗外梧桐依旧，邓月明却已经死了，大概是死无葬身之地的，顺着一条黄浦江，尸体冲到东海去。起先以为是失踪，路晓笙报了警察局，警察来询问，他又问起当天开车送月明回去的卫士，才知道白老太太下了命令，要邓月明的命。他听着真相很平静，甚至有些欣然，因为邓月明是为他而死。

“生死大事。”沈文昌对路晓笙笑道：“我在他命里的分量。”路晓笙从此恨透了他，势必要和他官司打到死。

文化部举办宴会时，他又见到了路晓笙。大概是磋磨久了，终于平静了一些，路晓笙不再对他恶言相向，也不再高声痛骂他“谋杀犯”，只是静静的讲道：“那天我给他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就放在导演办公室里。”

他也静静的听着，听完一点头，转身离开了。

宴会里没有人注意到他，全都沉浸在新年的喜气里，举着酒杯听致辞。整个宴会装饰的富丽壮伟，隐约靠向洛可可的风格，像战前的香烟招贴画，最符合中国人想象的欧洲风格。沈文昌一直往外走，走到晚冬的夜色里。天上没有月亮，乌云漫卷着，他没有戴帽子，没有穿大衣，手里依旧端着宴会里拿的酒。

第二天，他仍然到76号去上班，办公室里挂汪主席，悬和平建国旗。

一九四四年，沈文昌在上海做文化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