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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白痴才愿意吃力不讨好地走这条邪路呢。

食品、医药、建筑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行业同样对一个国家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其产品的门类繁多又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全搞“服务性国企”。胡卫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但仍给这些行业各自设定了非营利性国企占比的红线，既发挥了“服务性国企”的社会效益。也没有令相关市场变成一潭死水。举例来说，服务性的国有医药企业主要生产那些经济上无利可图但需要量却最大的老药品，这也使得后世的中国不致再出现价廉物美的青霉素因为利润微薄而无人生产的窘况；而服务性的食品企业则专门生产物美价廉而且安全卫生的婴幼儿食品，至少可以避免后世再出现毒奶粉来坑害下一代。结果后来互联网出现后（之前就算有些食品安全事故，影响也不会太大。），反倒是很多外国人跑到中国购买放心奶粉此外。学校、医院在后世因为产业化的缘故，很多也具有营利性质，而这在民国时期也很普遍，但胡卫东对这两大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服务性行业搞产业化却是极为反对的。因此为了杜绝后世医院优先开贵药、进口药之类既增加患者负担又浪费国家外汇、同时还未必对患者有多大好处的做法，胡卫东将“服务性国企”的那一套也用到了医院里面，药费虽然不可能完全免除，但因为收费的不是医院而是政派驻医院的人员（为了防止形成稳固的利益链。这些人员每隔半年都要在不同医院之间轮调一次。），而医院的开支则全由政另外拨款，所以医生自然不会再无谓地乱开贵药了，而由于治愈率和患者评价影响医院和医生护士的晋升和奖金，因此必须要用好药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抠门。这无疑比历史上后世的乱相好了许多，而学校、至少是那些公立的学校也都推行了类似的“服务性”政策，而几乎被废止了一切收费的权力（详见后文的教育改革部分）

虽然“服务性国企”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胡卫东也没有完全取消传统的营利性国企，中原解放区的营利性国企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生产销售生活必需品但又不宜完全由“服务性国企”垄断市场的行业，如医药、纺织、食品、汽车、造船、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