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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说话。”妈妈掐了一下瓦西里的脸，好像他还是个十岁小孩，“每天至少要到对面去一次，知道吗？不准摆脸色给菲利克看，他也不想生病的。”

“知道了，妈妈。”

爸爸的汽车还没驶出亚森捏沃，瓦西里就已经搬进了菲利克的卧室，锁上门，花了至少一个小时和菲利克缠在毛毯里接吻，庆祝两人的小阴谋顺利执行。他也许撕坏了菲利克的衬衫，但两人都忙于床单上的小游戏，没空查看扔在地上的衣服。

菲利克坚称公寓里有窃听器，瓦西里不知道他这个荒谬想法是哪里来的。诚然，克格勃第五总局在莫斯科布下了巨大的蛛网，但总不至于窃听军官的家。为了解决争执，两人拆了一台旧收音机，把里面的无线电收发器改造成一个简陋的监测装置，果真在奥尔洛夫少校的卧室里搜出了唯一一个窃听器，藏在木制衣柜的缝隙里。他们跑到阳台上，压低声音争论是否要销毁它，瓦西里一开始不愿相信这是克格勃干的，认为是中情局渗透莫斯科的证据，但他没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特工居然会用苏联制造的窃听器。两人最终决定把窃听器留在原处，用衣服和被子盖起来，既不会引起第五总局的怀疑，又不至于让他们听见不该听的声音。

瓦西里在总部阴阴森森的档案室里做了三个多月无聊透顶的文书工作，几乎没留下任何印象。1970年夏天在他的记忆里更像一段醉酒之后的幻觉，堆积着性、汗水和压抑着的尖叫，夹杂着一种大难将至的紧迫感。房间变成了乱糟糟的露营地，毯子和枕头扔在地上，他们就在这些柔软的织物之间纠缠，争相在对方身体上留下抓痕和牙印。瓦西里喜欢把菲利克的手臂扭到背后，一边往前挺腰，一边俯身咬他的脖子，就为了听听菲利克的呜咽。菲利克喘息着叫他的名字，直到瓦西里把他翻过来，堵住他的嘴唇。

他们几乎没怎么说过话，瓦西里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他和菲利克每天像穴居人一样睡在地板上，在清晨的微光里恋恋不舍地接吻，却始终没有许下任何诺言，更没有谈论接下来怎么办。也许是因为衣柜里的窃听器，又或者说菲利克和他一样一开始就明白不会有“接下来”。这只能是短暂夏天的幻象，甜腻，充满气泡，用蜂蜜和薄荷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