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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

    二汉人激烈反抗蒙古暴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想

    像中那么容易奴役。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上世纪（十三）八十年代，江南即爆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

    本世纪（十四）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页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