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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出高价的女游客可以被允许穿戴上它们，体验女重囚（因为戴这些镣铐的女囚暂时还没被判死刑，还不能算作女死囚）的心境。如果日后又有与杨惠娟“级别”相类似的女重囚入狱，则这些“宝物”还将被“请”回来，锁在她的身上。等她“用”完后再刻上她的名字，重新送回博物馆。总之，经过这样反复打造，这套镣铐将成为警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等我就义，脖铐、腰铐、手枷、脚枷和手指镣不戴了，是不是也如此办理啊？”杨惠娟听后迅速愤怒地质问道。女看守见势不妙赶紧闭口，但答案却不言而喻。

    过了一夜，杨惠娟的想法变了，她开始对这套镣铐充满了恋恋不舍的感情。因为她在想：厚颜无耻的敌人自以为得计，殊不知正好为革命留下珍贵的文物。等革命胜利后，党会从警察博物馆把这些镣铐取出，重新陈列到革命博物馆。并告诉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杨惠娟烈士是如何戴着这套镣铐，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地怒斥敌人、宣传革命真理；在监狱刑讯室里经受住了敌人电刑、辣椒水的严刑拷问；在监狱的优待室里回绝敌人居心叵测的劝降。为了能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最好再按原件复制一套这样的镣铐，让一个身材体形和自己差不多的女解说员戴着解说……

    当然，以上只是杨惠娟“烈士”光辉灿烂的一面。革命胜利若干年后，还会有历史学家从浩瀚史海中考证出女英雄富有人性的另一面。他们会说，女英雄在狱中曾戴着这套镣铐打过乒乓球和羽毛球，还和一个叫李梦瑶的小姑娘做过游戏。

    想到这里，李哲原的形象又浮上心头。这个让杨惠娟无法横眉冷对的“敌人”，在两个月前劝降失败后便神秘消失了。接替他工作的副手，尽管仍保持着对她们的“礼貌”，却明显拉开了距离。至少杨惠娟她们提出再组织一次体育比赛的要求，就遭到了礼貌的回绝。而即使这样一套班子，也于她们在法庭上作完最后陈述后的一周前，全部奉命撤离。派来接手的是法院方面的工作组，虽然因时间很短，他们来不及表现出索正雄那样的凶神恶煞，但已经看得出不怀好意。为此杨惠娟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终于又找回对敌斗争的感觉了。于是李哲原就从一个现实的“敌人”，转变为可以客观评价的“历史人物”，并恰逢其时地回到了记忆里。

    其实这个警察的心地挺善良。妻子被黑帮残害了，肯定会对他心理产生强烈刺激。按心理学家的观点，这种刺激会使一个人以后的行为处世出现变异。如果本性善良，此人会尽量避免让别人遭受自己受过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