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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疗效接近但价格较高的头孢类药物。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廉价药品难觅踪迹，前不久上海一病危儿童需要最普通的抗菌药物“复方磺胺甲噁唑注射剂（复方新诺明）”，竟在全上海找不到。

    现行“以药养医”制度使得医疗机构成为逐利机构。医院收入、科室奖金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药品创收，部分医疗机构和医生在企业的诱惑下，或明或暗地向企业索要回扣。“‘以药养医’的制度不解决，滋生腐败的土壤就不可能铲除，治理商业贿赂的效果也只能是表面的和暂时的。

    “以药养医”机制促使医生开大处方，造成药物滥用，不仅加重了医疗负担，同时还增加了药品的毒副作用产生耐药性。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中国国内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的约占58％，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

    根据卫生部医院统计数据测算，通过药价加成，全国医院每年的药品加价获利收入500多亿元，医院和医生每年从医药企业获得‘公关费’和‘回扣’也有数百亿元，这些费用以及医院无偿占用医药企业的上千亿元流动资金，维系着医院的运转。

    药品必须“公关”和给“回扣”才能进入医院，意味着药品在定价时必须给这部分灰色支出留出空间。而目前国家药品定价机制不合理和权钱交易腐败，恰恰给企业留下了可乘之机。这刺激企业想方设法获得一个较高的国家定价，或者通过注册所谓“新药”绕开国家的价格管制获得较高的自主定价。这也正是药品“降价即死”和催生高价药的根本原因。

    李浩有些惊讶的看着黄丽然道：

    “黄医生，你真是个好医生。”

    的确，买那些降价药对医院来说利润极低的，就算是国办的医院，销售额也关系到了政绩，看不出这个黄医生是如此讲原则的人，而且在医院的权限很大啊，黄丽然苦笑道：

    “我不是什么斗士，只是想独善其身而已，而且这么小的乡村医院来治疗的都是普通的农民百姓，他们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平均一千多而已，不管以前还是以后怎么样，至少我担任这个院长的期间，希望让他们买点便宜的药物吧。”

    李浩有些肃然起敬，她没有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却很实际，当下道：

    “黄医生，你的确是个好院长，不过看你的口音和气质就知道你不是这里的人吧，似乎有上海的口音，你是从上海来的？”

    “是的，我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生，在上海实习了几年后，这次参加下乡支医活动，要在这里带上二年多，先生，你似乎也是上海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