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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的边民原来同属一个民族，只是被国界分到了两边。他们语言相通，也存在着很多因为迁居，或者婚姻形成的亲友关系。

    那天我去找獐子的傈僳头人，正好就是要请他帮助解决勘界队物资运输的事。

    太阳很大，我一直低着头，突然抬脸就看到虹已经站在我的对面。

    当地一些民族的妇女并不穿上衣，所以那倒不是很大问题，问题是她身上的伤痕和她的铁链。我再注意打量她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没穿下装，除了不到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这在当地就很少见到了。

    以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给我强烈刺激的，也许还是我见到她脖子上挂着的铜铃铛。在边疆的大半年中我见到了许多贫穷，苦难，愚昧的生活境遇，我见到实实在在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我们相信那正是需要以我们的热情工作去改变的，我们信仰的理想最终将实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偏远的角落。而工作队的女同志首先不能忍受的，却是当地严重的重男轻女风俗。所有的农活和家务都是由妇女承担，男人们整天无所事事的闲逛，抽鸦片，喝酒，在喝醉了以后痛打妻子。在一开始，我想到的可能只是男人跟女人之间的问题。哪有这幺侮辱女人的，我想。血涌在脸上，我的脸肯定涨得通红。

    我说：「你……哪个寨的？」

    她背着很大的一筐马草，看上去很重，所以也应该是路被人挡住才挺起腰来。

    她只是冲我笑了笑，没有吭声。她后边一直跟着个男人，被她的大草筐子挡在后边。那人从她后边转出来说：「女大军同志……」

    当地人都这样称呼解放军官兵，以后也同样用来称呼他们所说的「公家的人」，境外来的人也跟着那幺叫。他告诉我他们是境外过来的马帮，到镇里边收点喂马的草料，而这个女人……是头人家的奴隶。

    我憋了一口气没喘出来，可能还张开了嘴。我不知道我要说点什幺。毕竟我前二十二年生活的地方是福建的厦门。在国内，川贵的彝族在５０年代还保留着奴隶制度，有传说那里发生过劫掠汉人到凉山地区当奴隶的事件，不过云南西部的彝人已经是相当汉化的农民了。云南边境民族当时也的确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使用那幺严酷的方式。按照纪律，我们不干预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也承认山官和头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但是要有问题我们会去找他们谈，他们对于大军还是很敬重的。而对于国外的事我们就完全管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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