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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份，周诚开始放寒假。

    这意味着我要离开地下室到小公寓里照顾他。

    不过在临走前脚腕要戴上一根链子，这是条小型自爆器，任何机器都检测不出来，靠一枚感应片控制。

    在前两年我尝试过逃跑然后报警，但没有证据，被警察当做胡闹。

    那时候我不知道周安原名叫周成力，也不知道周安早就由黑转白，名下资产洗得一干二净。

    警局让我打电话给家人，我一遍遍告诉他们，我已经没有父母，我父母已经被毒贩杀害，恳请他们救救我。

    但不出一刻钟，周安的手下便出现在警局，并出示我的户口本、身份证。

    凭周安的实力，随便假造一个身份简直轻而易举，他们以先天早产所以精神不正常为由带走我，并保证带回去后好好管教不再给社会添麻烦。

    所谓的管教，就是非人的折磨。

    之后周安为了防止我再多生事端，花重金从国外买了这条自爆器回来，像栓狗一样栓着我。

    其实再多想想就知道，警察怎么可能会把这种事当成胡闹，大胆猜测一点，不过是警局里渗透有周安的人罢了，不然当年收网行动的时候，父亲身份怎么会那么巧暴露，周诚又为什么能在北城警察眼皮底子下正常上学。

    我也想过拉周诚一起同归于尽，但每次看到那张脸都会心软，相反，心里还会产生同情，甚至依赖。

    在心理学上这是个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多年的囚禁与折磨就像蛀虫，把我的正常思想蛀空，仿佛我就该如此，有些东西已经离现实很远很远，远到遗忘，我几乎都忘了自己还是一个人。

    我不能离开公寓，平时的生活用品跟饭菜由八脸安排手下送过来，我再进行整理。

    周诚也很少出公寓，他失去母亲后性格变得孤僻怪异，大多时候都闷在房间学习，不然就是摁着我纵欲。

    那场抓捕行动导致他正常生活被耽误，十九岁按正常时间算应该刚好毕业，此时却还在读高三，还是连着跳级上来的。